山水托起的保德古城

距今约1.5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河套人”，就在这一区域繁衍生息。河套文化最早发现于宁夏的水洞沟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萨拉乌苏河河岸，但河套文化是一个大的范畴，也包括今天的偏关、河曲、保德沿黄河流域一带，因此可以说，保德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保德古城烈女庙

保德也赶上了青铜文明时代。这一时期保德县境内发现的林遮峪遗址，位于保德县城西南35公里的黄河岸边，背山面水，西距黄河百余米，这批青铜器就出土于一个山顶上，山坡上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发现青铜器29件，属典型的商代晚期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109枚金属铜贝，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也说明保德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青铜时代，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贡献了力量。

“保德”这一名称，从行政建置上来说，建城史相对较晚。保德，在春秋属晋，后为楼烦所据。在五代十国为北汉，在北宋置定羌军，又改保德军，“寻立为州”。北宋时期，中原王朝军事力量较为软弱，由于五代十国后晋占据太原的“儿皇帝”石敬塘，将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北方的辽国，致使北方少数民族铁骑从阴山之下进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虽然宋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订立“澶渊之盟”，出现了暂时的和平，但保德的军事地位开始提升。又加之保德与隔河相望的麟(神木)、府(府谷)、丰(内蒙准噶尔)三州相为表里，以控制西部崛起的西夏政权，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暂时的安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原来有敌对性称谓的名称要更改，北宋王朝于景德元年（1004年）将宋淳化四年（993年）所设的定羌军改为保德军，又于景德四年（1007年）将保德军改为保德州，这是保德行政建置史上的第一次大变化。

清初，沿袭明代的卫所制度，晋北长城一带都是武官兼地方行政治理，行政效率极为缓慢，加上山西旱灾严重，新上任的山西巡抚诺岷，上报朝廷，对卫所进行大胆改革，并将太原府辖区缩小，在晋西北新设一府(宁武)四县(宁武、神池、五寨、偏关)，并相应裁撤原卫所官员，配备新府县官员，加强了行政管理职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雍正二年（1724年）将原属太原府直管的保德州独立升为直隶州，辖河曲县、兴县。雍正八年（1730年）专领河曲县，这是保德行政建置史上的第二次大变化。

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保德改州为县。1940年1月，保德全县解放，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实行行政村制，将全县划分为五个区、40个行政村，一区署驻王家滩村，二区署驻贾家峁村（1942年迁到腰庄村），三区署驻桥头村，四区署驻林遮峪村，五区署驻南河沟村，属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德县归忻州市管辖，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保德之名沿用千年至今，取意为“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出自《左传·哀公七年》）显然有了武治转向文治的寓意。

规划精彩的城

“山川形便”是农耕时代修筑城池的一种先人智慧，在先人文化视野中，人类之于自然往往显得渺小，所以必须因势利导，借助自然，利用自然，仿照自然，既充满探索与发现，又体现对称性和秩序性，每座新城都包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

保德位居万里黄河中游的上端，是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最早的县份之一。全县地势东高西低，呈一面斜坡，基本上为黄土高原沟壑区，支离破碎、植被稀少是其明显特征。黄河由河曲县流经天桥村入境，南至冯家川出口，继流兴县，全长60公里，保德古城便修筑在县境西北部黄河岸边东关码头的西面山坡之上，旧址在今东关镇城内村。

保德古城是宋淳化四年(993年)在林涛寨旧址上扩建的，称定羌城，后人也称为“古定羌”，后屡有修补、扩建，至明宣德八年(1433年)，城周七里二百五十步，高一丈八尺，西、南各一门，东北、西北各一角门，各建楼于其上。嘉靖三十年(1551年)，于城下凿石为渠，导水顺流，并修葺门垣女墙，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移建西门。万历二十九年(1661年)，砖包城墙，高三丈五尺，周长一千零九十三丈六尺。四门题额：东“迎晖”，西“阜城”，南“南薰”，北“镇朔”。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重修，南、北均完善有瓮城，到民国时期，经历代修缮，保德古城州城规模已极其宏伟。

保德古城南大北小呈葫芦状，这是由地形所决定的。古城皆因山而为，虽高低不齐，东、西、南皆临深沟，北临黄河，但俱无壕堑，而颇坚固。古城设有城池、公署、祠庙、街衢等机关，按照州级城邑建制设计布局，从南到北有直通大街一条，清时叫“中街”，民国时期分为上、中、下街，全城共有牌坊11座，大多为木结构的飞檐斗拱式建筑。

州署治所位居大街北端，整个建筑群，有围墙围定，正南开衙门，门额“古定羌”，左右八字墙，前有照壁，衙门上建有谯楼，置钟鼓于其中。州署并排的东边为厅仓、养济院、城隍庙，西边为文庙、草场。古城内相对寺庙众多，有关帝庙、真武庙、东岳庙、马王庙、土地庙、娘娘庙、火神庙、药王庙、祖师庙、瘟神庙等，古城外围山上山下还有圣母庙、龙王庙、河神庙、二郎庙等，从中可以反映出古代保德州有敬天地、拜自然、崇儒教、法乡贤等较为系统齐备的民间信仰体系。

千百年来，保德流传着一句民谣：“山高露石头，黄河向西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也难留”。康熙到底有没有来过地处边塞的保德？正史有记载，给出了答案。据清《圣祖起居注》卷三十四等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79年）二月二十八日己酉，上驻踏保德州，亲近侍卫关保、吴什捧出貂袍、貂褂，令巡抚倭伦跪。”“是日，赏贫人钱，保德州知州唐文德等，保德营守备李起伸等来朝。命领侍卫内大臣公福善同乾清门侍卫马武试李起伸骑射，毕，以骑射不堪奏。奉旨守备李起伸革职。保德州地方甚属紧要，交该管总兵官选优长之人补授。二十九日庚戌，上自保德州渡黄河，见水溜船少，不易到岸，上躬临视，绝河系管(绳)，令坐船人皆挽管(绳)而渡，到岸甚速。兼命皇长子及领侍卫大臣等亲督，禁止争船，等人陆续而渡，顷刻渡毕。”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后，沿大同方向至保德，仅待二天，赏赐地方官，赐诸臣匾额，发文谕旨，革职不力军营守备，祭黄河之神，亲尝黄河石花鱼，亲自指挥渡河，驻保德对岸府谷，意气风发，办事果断，此时不愧称之为“康熙大帝”。

保德古城最明显的特点是可以“周览山河之形胜”。古人居止游观，或与友人相聚，或文人雅集，大而平川，次而山地丘陵，总要在有自然景观的地方，再修建楼阁阙宇等人文景观，以增名胜、畅高怀、纾雅志，保德古城也有这样一处独特的登览之胜地——安西楼。该楼在保德州北城上，下瞰黄河，宋淳化年间建，名拟江楼。金中期知州李晏重建，改今名。

乾隆版《保德州志》收录金早期完颜《拟江楼记》一文，对保德古城拟江楼的独特景观大为赞叹，认为丝毫不亚于其他名山大川之景观：“若夫檐花过雨而春远，危栏岸柳摇风而凉生，画栋云淡天高而秋蟾落影于其中，樵散渔归，而暮云飞荚于其下，以至山色不离片窗而水声常在耳，则天下之楼、阁、台、榭虽不可胜纪，想未易有此景也。语于此使妙笔模写，生绡三百尺，亦不减钱塘之风色矣”。

按察司郭垣在其重修“安西楼记”中这样描述：“城因高为之，回环四塞，重峦垒谳，去天密迩。朝墩夕阳，云烟出没，千变万状；下瞰黄流，无虑数十百丈。夏雨秋霖，波涛汹涌，骇心动目，亦河东之伟观也”。

历代官员及文人墨客也留下对安西楼的咏赞：“居人俯黄流，高城生暮烟。此邦实巨镇，势与西羌连。”“午馔新烹锦鱼鲜，饭余登眺心悠然。楼头山势横千里，城下河流纳百川。”“天桥峡口喷黄流，惊涛南绕安西楼。城坏楼倾昔人去，龙争虎战经几秋。”这些诗句对保德这座“高地上的古城”进行了高度概括。

千年古城焕新颜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千年古城惨遭破坏，保德古城内的建筑、雕塑、牌匾、石碑被捣毁。

近年来，保德县文物保护意识开始觉醒，城内村将保德古城南城门残破的城墙围起来进行保护，城内北大街上还保留原有的一个砖石门洞，东北隅的祖师庙等一些民居，还有少量残存。其中“陈烈女庙”，相对保存完好，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庙始建于明崇祯三年，后被知州徐效奇所毁，康熙年间重建。祠堂坐西向东，两进院。第一进院，西为陈奇瑜家祠，后院西为正殿，原有陈烈女塑像一尊，侍女塑像两尊，今已毁。

虽历经磨难与浩劫，但保德古城至今遗址未变，格局未变，城垣未变。虽然原来的安西楼早已不在，但城内村在原址上，新修有供村民休闲的仿古亭台楼阁，民众可登高望远，抒发情怀。

“黄河环带”“西楼晚照”“天桥雪浪”，这些美景深深烙印在保德人心中。数千年来，这种热爱家乡的情怀，不仅使无数保德人获得了丰富的人生滋养，也让保德古城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

走进保德古城，寻找文脉之源，唤醒历史记忆，呼唤这种情怀和精神的回归。这便是今日游览保德古城最大的收获。

来源：忻州日报新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