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正在沦为“弱势群体”吗？

导读：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但往往并不如人意。现实侵犯良心的边界，欲望侵蚀自由的灵魂，种种不尽人意之处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人们的良知边界。201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张晖因病去世时，深受触动的唐小兵先生撰文《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深入讨论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匆匆间十年过去了，青椒的生存境况非但没有改善，两极分化貌似愈演愈烈，我们或可将当下情形与此文聚焦点对比，反思这些年我们是否有所进步，如果没有制度性的自我改善，那么根由又在哪里？

2013年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的突然病故，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迄今都痛感惋惜。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

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张晖在南京大学念书时的硕士导师张宏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

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处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比如皈依佛门等），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

高校青年教师正在沦为“弱势群体”吗？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的群体，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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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而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就此而言，经济上的独立确实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中指出的那样：

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

被应星所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

高校青年教师正在沦为“弱势群体”吗？

更为隐蔽的是支配学院的具有压制性的文化模式和人际关系结构，应星对新三级的批评，也正在1950年代出生的较具自我反思精神的学者那里得到回应。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十年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

高校青年教师正在沦为“弱势群体”吗？

这个体制化的过程之中，高校青年教师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

一些人迅速地熟悉体制运作的逻辑，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旧是对学术抱有敬意的个人，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体制的鼓励。

另外一群人对课题、项目的运作逻辑或有高人指点豁然开朗，或者潜移默化无师自通，壮士断腕般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课题指南之类倡导的所谓“应用性研究”靠拢，对于那些高度意识形态而学术含金量甚低的学术研究课题，照样乐此不疲地追逐。这是完全被“升官发财”的主流社会逻辑所渗透的一个群体，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体制知识分子。

还有一部分学人对学院的体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也深刻地体认到了1990年代以后项目、课题管理体制对高校多元生态的破坏，对追求个性化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知识人的煎逼。同样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一群体，却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学院体制的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逻辑，也不是完全退出这个体制，他们追求一种在学院体制内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除非最基本的学院指标，一般不太会主动去迎合学院体制的逻辑。

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就是干脆对学院体制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他们完全沉浸在学术所建构的人文世界之中，而将那些以学术换取“稻粱”的人视为不耻之徒。自然，这个群体的人都是内心世界特别强大的个人，他们注重的是大学原本意义上的精神使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地，这群人是跑马圈地甚嚣尘上的学院空间内的一群真正意义上的苏格拉底式爱智者，他们怀抱“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态度，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而且这群人往往在高校不合时宜地重视教学，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心智交流，他们将教学的意义看得更重要，而教学在当今的大学评价机制里往往显得并不太重要。

阿伦特曾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指出：“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罗马人，这些最早以我们讨论的方式认真对待文化的人，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

当大学出现之后，高等学府就取代了传统私塾、书院等成为孕育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家园，“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是一个有志于学的人应该具有的价值立场，他们不应该是一群被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裹挟的失意者，也不应该是一群疯狂争抢体制资源而丧失了自我变得面目全非的人，他们应该是一群有着美感和趣味的审慎的爱智者。这种人在当今中国的大学真如凤毛麟角幽眇难寻。

高校青年教师正在沦为“弱势群体”吗？

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体制，工具理性开始主导学院体制，追求美好生活成为学院里的主流价值，有信仰和操守的知识人几乎是沉沦在一个找不到敌人的“无物之阵”之中，以竞争为理由大学陷溺在疯狂的资源竞赛之中。

而如今的青年教师则正好处于这种不断强化的趋势之中，可以说面对这种急剧态势，作为个人的青年教师要整体性扭转这种趋势基本上不太可能，洁身自好又会被认为是这套竞争机制的落败者、酸葡萄者。

当今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当然，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乡村底层出身，必须思虑在故土的年迈父母的养老、医疗问题，而在道义上必须承担直系亲人面临突发事故时的道德义务，可以说青年教师的常规性生活似乎尚可维系，但这种家庭结构和经济收入水准，往往不足以防范那些突发性的事件，比如亲人的重病等，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极弱。

个体的贫困，也许可以以颜回式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化解，但是面对至亲的苦难，却没有多少人能够铁石心肠掉头不顾的。

大学绩效工资改革呼喊了很多年，但整体的收入分配仍旧是对年轻人不利。从平均意义上，这些年青年教师的收入确实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为刚性的基本工资收入其实仍旧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无论是跟港台还是欧美日等国家的同等状况的青年教师相比），而浮动的可操控的项目、课题、计划等虽然数额水涨船高，又不是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青年教师可以获取的，它成为悬浮在面前的体制性的诱惑，永远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也永远维持着不断滚雪球递增的可能性。

高校青年教师正在沦为“弱势群体”吗？

青年教师难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这也未必。

体制虽然造成了对个体的系统压抑，但体制毕竟也是由个体形成，或者说“我们就是体制”，若个体对这套体制的规则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他就不会过度地顺从这套体制逻辑，尤其当他知道顺从（服从）就意味着某种变相的支持的时候，他会在道德上形成某种挣扎感。

最可贵的就是内心的良知上的觉醒，这正如张晖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无休无止的抱怨与牢骚，这种负面情绪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学院中的自我，而是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同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体制之恶采取一种相对疏远甚至抵抗的态度。

将自己定位为体制的中等生或许就是一个明智的选项，既不做积极顺应体制遵从赢者通吃逻辑的优等生，免得将自己的一生白白搭进去，也不做基本考核都无法通过的差等生，免得安身立命之地都没有，中等生就意味着在完成学院体制最基本的考核之后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研究也好，教学也好，甚至业余兴趣也行，或者公共领域的作为亦可。

从体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来说，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说解咒，同时在物质上提供最充分的保障，让人的内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来，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计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异想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言论，培养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学术文化，让那些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投身到学院有一种内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人物化（其实质就是矮化）成动物庄园里的存在，这种物化其实也就让年轻人对学院有异化和排斥感，最后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

作者：唐小兵，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转载自群学书院，文章原名为《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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