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小隐”与“大隐”之间找到平衡，白居易提出了“中隐”这个概念，那就是吏非吏、隐非隐，亦仕亦隐。其好处是既可领取朝廷的俸禄，以免生活困顿，又能避开朝堂的纷争，在为政之暇的山水歌吟中，尽情享受精神上的欢乐和闲适。
诗、酒、琴是白居易日常生活中逍遥自得、吟咏性情的“三友”，他在《北窗三友》中写道：“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一弹惬中心，一咏畅四肢。犹恐中有间，以醉弥缝之。”
白居易写诗、吟诗，最初的目的是咏志抒怀；被贬江州后，更多则是为了愉悦心情。他在《诗解》中写道：“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但令长守郡，不觉却归城。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又说“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兴来吟咏从成癖，饮后酣歌少放狂”，把作诗、吟诗看成是“癖”，白居易对诗的痴迷热爱可见一斑。
除了对诗情有独钟外，白居易还喜好饮酒。与他人常常借酒消愁、借酒解忧不同，白居易饮酒更多是以酒助兴、以酒行乐，而且很多时候，酒是与诗同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比如：“行亦携诗箧，眠多枕酒卮”“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遇物辄一咏，一咏倾一觞”“酒引眼前兴，诗留身后名”……白居易曾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醉吟先生传》，对自己的诗、酒生活做了夸张的描述：“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醉吟先生。”
《卯时酒》是白居易借酒言志的一首诗。前几段，白居易说“佛法”“仙方”都比不上卯时酒的“神速功力”，那就是除了能使“肢体畅”之外，更能使人“志气大”，达到“遗形骸”而无所顾忌，“忘冠带”而摆脱名教束缚，使身心回归到无挂碍的本然自我。后几段，诗人在反思了自己的兼济经历后，对“惶惶二十载”入仕生涯深为自责，认为只有“辞紫闼”“抛皂盖”离开庙堂，才能像“鱼返泉”“蝉离蜕”那样得到身心的自由和解放。在诗的最后，诗人坦言：“五十年来心，未如今日泰。”白居易终于豁然开朗了！
“伴老琴长在”，弹琴、听曲也是白居易追求闲适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清幽悦耳的琴声中，白居易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了，情绪上的焦虑消解了，心态上的失落减轻了。因此，诗人深有所感地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白居易晚年以太子宾客的闲职长期居住在东都洛阳的履道里，仍对弹琴听曲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这样追述当年的往事：“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
从44岁被贬江州司马到75岁病故洛阳被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历经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诸朝。之所以30年内没有再遭到太大的政治打压和仕途挫折，这与诗人“中隐”处世，诗、酒、琴常伴身边，追求自在闲适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剧谈录》记载了一个故事，将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写得惟妙惟肖：“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蓬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草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
卢尚书对白居易如此超然的情趣羡慕不已，想来读到这个故事的人也会有一样的想法：白乐天真是乐天知命啊！
（作者系南充开放大学教授）
《中国教师报》2024年05月15日第16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