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扭曲的学术生态下，不应对青年教师过度考核

《致深大校长信》

阮炜：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在国家层面（教育部、人社部等）三番五次发文件“破唯”纠偏之后，仍基本上没有改观。这应该是这封信引起如此多关注的原因。这也难怪，由于人文学术具有较强的立场导向和一定的主观性，对学者的评价或考核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难题。在国内，因“大干快上”的国情，更因宏观层面对基层单位即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的行政性评估太多，而这种评估又不可能不与学术评估搅在一起，所以问题比国外严重得多。这是各高校或研究单位出台了大量违背常识的荒谬规则的根本原因。

如果有关方面多多关注一下我国古人和现今很多国家无为而治的智慧，不对高校搞那么多评估，而给予民族灵魂的工程师即教师更大的信任，假以时日，或可能扭转局面。人所皆知，哈佛、牛津、剑桥、北大、清华等世界名校的地位并不是用铺天盖地的量化指标逼出来的，而是充分信任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自觉性，通过几十年上百年扎扎实实和循序渐进的努力取得的。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应该是不难明白的。

在全世界，学术专著天经地义是成果，是衡量一个人文学者水平的最重要尺度，唯独在中国，专著不算成果，或最多只算可有可无的成果。全世界对人文学者的评估都不看什么项目，唯独在中国，项目是天；人人假装不知道从古到今绝大多数学问、最好的学问都是在根本没有项目概念的情况下做出的。反过来，拿到了项目就范进中举，鸡犬升天，得到太多好处，太多恭喜刷屏，根本没人在乎这项目研究的是什么，更没有人在乎最终“成果”到底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这样的话，大学将完全沦为挂着大学招牌的纯粹逐利的场所。

当然，我们发表论文还得看刊物的等级，如果你所发文章“级别”不够高，你学问再好，我也会假装你学问不行；而刊物级别不高，怎么证明你学问好呢？同时，我们还很看头衔。你如果不是“XX学者”，就一定不入流；你如果是个“XX学者”，不论学问到底有几斤几两，都可以把自己卖来卖去，反正把你评为“XX学者”的种种指标不仅莫名其妙而且保密。用高价把你买来的单位只看名头不看学问，因为它不知道名实相符为何，更不下功夫弄清楚名与实的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这两年出台了那么多文件，要破唯论文（级别）、唯头衔、唯奖项，等等，同时呼吁实行代表作制。但，由于既得利益难以撼动，下边行动迟缓，或不行动。因为国家文件只是一种精神，并非法律法规，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可以早点执行，也可以很晚才执行；还可能打折扣地执行，或做做样子应付上面，实际上照旧搞从前那一套。

他们这么做似乎也不无理由。不唯论文，不等于不要论文。不拿论文和项目等来考核，拿什么考核？这就是为什么连北大这种更有定力的学校也有点顶不住压力，也在要求青年教师拼命拿项目，在有级别的刊物上发文章。

客观地讲，搞代表作制也相当不容易，不仅必须克服单位和个人的既得利益，人人改变观念，回归实事求是、讲常识的传统，还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更得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但最起码，人事部门的同仁应该多做调查，多征求意见，把各学科的特点或规律搞清楚，制订出有的放矢、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规则来。不能再搞文科评理工科，或反之；不能再搞社会科学评人文学科，或反之。这已不是荒谬，而是犯罪。总之，不能把不同学科放在一起相互残杀，这必然会产生只看论文数量和刊物等级不看质量的恶果。

以外国文学为例，这个学科只有6个核心刊物（“核心刊物”指南大CSSCI，下同）。而中国文学核心刊物是21个，历史学30个，哲学17个，艺术学25个，新闻学与传播学18个，法学27个，管理学40个，政治学40个，经济学62个，为外国文学的3倍到10倍以上不等。而外语（外国文学大约占三分之一比例）从业人员又明显多于其他学科——因为得给全校开公共英语课。不妨以深圳大学为例：外语学院教职员工一百八九十人，而法律学院、经济学院、传播学院和文学院（含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学系）从业人员在四五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但外国文学教师的发表要求与其他学科相同。

从具体操作方法看，不同学科的学者放在一起相互PK，你若恰好做的是外国文学，恐怕得怨老天不公。天下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我想，人事部门并非有意要灭掉外国文学学科，但多做调查研究总没有错。

学人：在吉林大学读书的时候，听到一则匡亚明校长的轶事。有一天，匡校长路过教室，听到一个年轻人讲课讲得极好，当场决定晋升他为教授。有人不服气，校长说，不服可以，你要是讲得一样好，我也让你当教授。议论遂息。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哲学名家高清海。这样的故事，在当下的语境里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人文学科学者要接受考核，纳入竞争的轨道？

阮炜：匡亚明校长的眼光和胆识不是人人都有的。还有更有意思的例子。民国初年，蔡元培仅凭一篇短文《究元决疑论》（1916），便把只读过中学的梁漱溟聘为北大教师，而那时根本就没有“权威刊物”一说。再如，华罗庚只读过初中，但这并不妨碍清华大学把他聘为数学系教师，更不妨碍他成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再如改革开放初，某学科三四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聚在一起，一合计，说某校有一个很有成就的学者，那里应该有博士点，于是那里就有了博士点。现在能行吗？当时决策比现在简单得多，远没有现在那么多评委会。当时的权威也的确是公认的权威。他们一发话，大家都听。现在“权威”太多太多，或者说搞个头衔冒充“权威”者太多，所以不得不搞委员会制。

但我认为，竞争是必要的，预聘常聘制是必要的，对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考核当然也是必要的。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不搞考核，就会养一大批懒人庸人。十几年前，大学不搞业绩考核，结果如何？一踏进学校大门，就已经拿稳了铁饭碗；只要完成了教学任务，一丁点研究也不做，一篇文章也不写，也可以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但整个社会都在努力打拼，高校何德何能，不努力工作，还能活得更加舒坦？所以，当时社会上非常嫉妒大学老师，对他们很是不满。全世界哪有只搞教学不搞研究的大学？如果大学不搞研究，中华民族思想怎么进步？科技怎么进步？是不是要再次受穷挨打？

我亲眼看到，一个又一个博士入职后，一年两年不发文章，三年四年仍不发文章，再下去就是有心要做点研究，也做不出来，整个人已经报废了。这些都是不在乎职称的人。在乎职称的人当中，一旦评上教授，直到退休，十几年一个字不写的，也大有人在。现在不同了，博士入职时就讲得清清楚楚，你并非已拿稳了饭碗，而是要三年一小考，六年一大考，不合格就得另寻高就；情况好一点的，虽能留在本校，但从科研教学岗转为教学岗，也是很没面子的。所以现在实行预聘常聘制无可厚非。全世界都实行这种制度。

问题是，学术评估的规则要合理，要尊重常识，实事求是。要向世界上学术和教育发达的国家好好学习。他们有一直行之有效的制度，为什么不去拿来，让它慢慢适应水土，发挥应有的作用？普天下最大的笑话，莫过于人文学科一拿到个什么项目，除了上面给的一大笔项目钱，本单位还“配套”给同样大一笔钱和其他好处、荣誉，大家根本不问所研究的是什么，能否做出来，最终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就好比儿子还没有出生，就已硬封它为圣人了。

学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共同体拥有、或者至少看起来拥有学者们的信任，每一个学术成果的含金量如何，大家心里都有数，也都会形成公论，让人心服。而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顶着高大上的头衔，而同行们私下议论则并不佩服他的成果；发在顶级期刊的文章，常常也是平庸之作，评价体系只看重发在何处，不看重内容如何。那么，学术共同体为什么会失去评价的能力？

阮炜：作为业内人，我得公平公正。我必须说，所谓“顶级期刊”好过一般C刊，而C刊又好过一般期刊。但，发表在顶级期刊或C刊上的文章并非篇篇都好。这本来是常识。我甚至认为，很可能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意思不大。所以，不能把学术观点对错、学术价值大小和学术水平高低的最终评判权交给少数刊物。这么做，就等于一两个编辑代表着终极真理。哪有这种事？伟人也会犯错。

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看代表作，通常是一两部专著，而不是发表在某“权威”刊物上的文章。代表作制意味着，学者的水平或其学术成果的价值最终由学术共同体来裁决，由整个学科的同行包括本单位同行来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可让学生参与评价，而不是让一两个刊物编辑起太过关键的作用。编辑尤其是主编的学术眼光和判断力或相当不错，但任何个人能力都有限度，通常只熟悉一个狭窄的领域，难免误判所不熟悉领域的学术成果。

从人文学科来看，我实在找不到任何一个世界著名学者、思想家是靠发一篇或几篇“权威”刊物文章立身的。更何况太过倚赖刊物，必然会造成人人只关心刊物和刊物级别，而根本不在乎成果内容的严重后果。长此以往，就会只有刊物和刊物级别，而没有了学术。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已然是我国人文“学术界”的现状。

02‍

大学行政人员数量太多、权力太大

学人：为了达到校方的各类论文、课题等考评指标（且标准也时常改变），教师常常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为了应付考核不得不追逐“热点”或主动“灌水”以提高成果产出速度，反而难有时间从事真正感兴趣、有价值的研究。立意于激励学者、促进学术发展的制度，为何反而成了学术发展的阻碍？

阮炜：追逐“热点”甚至“灌水”的确很可悲，但这是不讲常识的学术评价机制造成的。只要实行合理的代表作制（在特定国情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只要不再把不同学科的学者放在一起相互PK，只要不再只看成果数量、刊物等级而不看质量，这种现象终究是能够扭转的。

在理想的代表作制度下，学者们可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研究，而无需一定得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所以不必追逐热点，不必灌水。前提是，代表作制在操作上必须合理，这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

学人：您本人曾在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担任过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深圳大学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也曾尖锐批评过国内高校的行政化、“官本位”的作风，指出有很多学者将学术研究作为求得官职的敲门砖，有了官职便弃学术于不顾。除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学中对官位的迷信是如何产生的？

阮炜：我认为，大学行政化主要是由传统文化心理即整个社会的官本位心态造成的，当然也与某些人忘了初心有关。大学行政化的后果是大学徒有其表，实已沦为官场、名利场。学术高冷而艰深，不是人人都能懂，也不是人人都感兴趣。而一个人如果有个官衔，则人人都知道他手中有权，知道他处在配置资源的位置上。你很可能有求于他，很可能连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社会看重官衔和官位的原因。比较而言，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如此羡官，崇官，媚官，跑官了。

从大学看，校长、处长、院长一类人几乎掌握了一切权力，而这些权力又没能受到足够的制约。有权，你就处在支配人而非被人支配的地位。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教授打破头也要当个处长或副处长、院长或副院长什么的。按理说既是权力，就得受到制衡；可是目前我国大学治理水平偏低，行政人员的权力尚未受到足够的钳制，尚未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官员的权力若真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了，肯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教授争当学官，因为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此这般，大学就不会徒有一副学术外表，就会变成名符其实的大学。

其实任何一个大学都必得有一定的管理人员，否则就不能正常运转。但在我国大学，行政人员（不仅仅是行政官员）实在太多。很普遍的是，不仅没有把工作做好，反而会找种种借口为难教学科研人员。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一个“办公室主任”（工作性质其实就是秘书）当着众人的面训斥一个年近六旬的老教授，而他/她们给教学科研人员穿小鞋的事更是家常便饭。就深圳大学而言，近年来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善，值得肯定。但在全国范围内，大学行政人员数量太多、权力太大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

你如果有机会去香港或某个发达国家的大学参观一下，立马就能发现他们的治理水平高得多：他们一个院系只有一两个或最多三四个教学秘书，工作之认真负责，服务态度之好，办事效率之高，让人感动。反观我国大学，一个学院往往有十几个二十几个科员、主任。这还不够，似乎工作量仍然太大，每个科室往往还配有多名学生帮忙。有必要设置这么多非教学科研岗位和“主任”“副主任”头衔？纳税人花这么多钱雇这么多人做简单的事，居然做不好，甚至妨害工作，可悲不？为什么不见贤思齐，好好学习境外国外的先进经验？

学人：一方面高校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方面却是教育领域腐败、师德败坏事件时有出现于公众领域，这是否说明高校行政管理的失效？

阮炜：行政机构过多，行政人员过多、权力过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高校教育的低效率，甚至腐败。但中国有师道尊严的传统，绝大多数老师还是看重自己的教师身份，注重师德的。师德败坏之事固然有之，但终究是少数。

实际上，这种事情国外也有。不同之处在于人家的惩罚严厉得多。很可能丢饭碗。而我国高校要惩罚犯事者却非常难，惩罚有头衔的人更难。我知道某大学一个副校长涉嫌抄袭被人举报，证据实锤，领导想保也保不住，但最后只是降了一级，不再当副校长，而调到一个学院继续做官当院长，学官是有级别的。我认为此人即使不剥夺教职，也应降为一般科员。这样处理后果很严重，败坏师德者会前仆后继没完没了。

03‍

在扭曲的学术生态下，不应对青年教师过度考核

学人：复旦大学某青年教师杀人事件，让高校人才选拔制度再度进入公众视野。部分舆论将其引向对高校“非升即走”的预聘制的批评，认为在这一制度中某些高校过高的淘汰率是一种不负责的“割韭菜”行为。饶毅教授则撰文为预聘制辩护，认为其正是打破国内高校“近亲繁殖”、并向青年教师提供独立的研究资源的重要制度改革。您如何看待高校现行的预聘制？

阮炜：我一直认为，竞争是必要的，预聘常聘制度是必要的，考核是必要的。几年预聘后，考核合格才转为常聘，不合格就转到其他单位就职，是全世界通行的制度。但对青年教师进行违反事物规律、过于苛刻的考核，而且淘汰率又过高，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让大量年青教师把一生中最黄金的时间花在与同行的竞争上，说起来是一种优胜劣汰的先进制度，可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学术生态非常扭曲的国情下，不说必然导致某学校那种杀人事件，但很可能产生长期的负面效应，导致整个学术共同体萎缩，学术水平下降，因投身学术职业风险太大，投入与产出极不成比例。最近，一些高校教师撤退到中学教书，或者干脆当起了自由职业者，我有个同事就是这样。这不是好兆头。

另一方面，还得成立更多的大学、专科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既有的大学、专科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也应设立更多的教学科研岗位。从人口比例看，我国高校数量明显不如发达国家；我国高校的师生比（教师人数与所培养学生人数的比例关系，如一比十，一比十五或一比二十等）也低于发达国家。所以，随着经济增长，应该成立更多高校，既有高校也可以扩容即设置更多的教学科研编制，这样就可一定程度地缓解年青学者的就业压力。

据我所知，饶毅教授提到的近亲繁殖问题大多数高校一直在努力解决，还未实行预聘常聘制前就已经这么做了，还很有成效。向青年教师提供独立研究资源，是一个好的思路。事实上，多少也已这么做了。一直以来都有很多青年项目，就连不需要项目的人文学科也有不少。问题是力度还远远不够。一线重点大学因无太大的“上位”压力，可率先拿出更多资源进行试验，给青年教师更大的支持，摸索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经验，以便一般大学仿效跟进。

学人：数年之前，历史学者王笛还在美国某大学任教时，写过一篇文章《“歧视”教授》（《中华读书报》，2011年07月13日），介绍了国外高校资源分配重点向亟需资助的助教、副教授等“弱势”群体倾斜的经验，而国内目前则是“强者通吃”——一旦成为教授，便可自动获取更多资源，一个名家手中往往握有部级、市级、校级等各种资助，导致资源的过度集中乃至浪费。这种向相对弱势教师倾斜的资源分配政策，是否有在国内推行的可能？

《“歧视”教授》全文

阮炜：就人文学科而言，“强者通吃”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里所谓“强者”，通常是学官，或者说一些有较高官衔、能够方便地将手中的行政权力和其他资源转化为学术“成果”、学术地位，甚至转化成金钱的“教授”，肯定不是一个有真正学问和清誉而无实权的教授，更不是一个一般教授或副教授。至于资源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上面大体上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根本讲，这跟“强者通吃”现象是相捆绑的，都是高校治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我国高校治理仍任重道远，与先进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曾国藩等人启动现代化运动至今，已过去了一百六十多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七十二年，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四十三年，中国学发达国家似乎已经学得像模像样，可是每年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西方留学？反观日本，他们早在三四十年以前，便不大派留学生或访问学者到西方了。按理说，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大体上已经达到日本三四十前的水平，应该是没有必要继续派遣大量留学生到西方留学；甚至应该是相反，即，西方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乃至科学技术。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难道跟我国高校治理水平和整体教育水平落后于社会发展水平无关？所以高校治理水平亟待提高，行政权力和其他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的约束。与此同时，还得真刀实枪地破“五唯”，而非只做做样子。更得真心诚意搞代表作制。只有这样，手握太多资源者才会失去上下其手的空间，一般教师才会不那么“弱势”。

来源：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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