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书阅读：“读法”重于“教法”

《名著导读12讲：初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指导手册》 文贵良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语文课程本是青少年读书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语文教师却只教“文”而不教“书”。所谓“文”，一是教材选文，基本上是短文或节选；二是作为命题材料的文章，如信息类、文学类文本，其体量、性质亦与教材选文相仿。至于“书”，即古今中外那些“大部头”的经典作品，虽未“束之高阁”，但也仅仅作为倡议，交由学生自主阅读、课外阅读了。

以“文”为教学材料自有其合理性，如夯实语言基础、适应学生水平、满足考试需要等，但与名著相比，局限也很明显，那就是“短”“散”“浅”。譬如《孔乙己》，它本身是自足、自洽的美学整体，篇幅短是由短篇小说的性质决定的，至于结构和思想，更谈不到“散”和“浅”的问题。但是，只读一篇《孔乙己》与通读《呐喊》之后回看《孔乙己》——如果读法得当的话，读者的阅读体验、知识结构和理解深度就大不相同了。这还只是就“文集型”的著作而言，像《红楼梦》《巴黎圣母院》这样的长篇，只读一章一节，其收获又怎能和通读全书相比呢？语言文字作品不是单摆浮搁的“孤岛”，它们还存在于作家的生命历程和创作谱系之中，存在于文学史特定的研究主题或序列之中，存在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中，只有放在更宏阔和更高维度的语境中审视，才能获得更丰富、更深邃也更具整体性的理解。从这层意义上讲，读“文”与读“书”，实有“见树木”与“见森林”之别、“观溪流”与“观沧海”之异。

新版义务教育和高中课程标准把“整本书阅读”列为语文课程内容，统编教材也设置相应阅读单元，就是要解决语文教学重“文”轻“书”的老问题，开辟“文”“书”并轨的新局面。这种做法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盲目趋新或层层加码，也不单是为实现“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这一语文教育界的百年夙愿，而是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对人的文化底蕴和思维品质的要求提高了，特别是对思维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深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反映在教育领域，育人目标的升级要求教学材料和学习方式作出相应调整，“整本书”从课外走进课内，从自读变成教读，正是顺应这一要求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推动整本书阅读的课程化实施，让青少年在阅读的黄金时代沉下心来，整本读完一定数量的经典名著，在与伟大作家的对话中受到精神滋养和思维训练，不仅能够提升学业水平，增强文化底蕴，也能让学生变得更爱思考、更会思考，未来才能以更从容稳健的姿态应对时代变革中纷繁复杂、没有标准答案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然而，怎样在语文课程中实施整本书阅读呢？人们还存在一些争议，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读法”和“教法”到底哪个更重要？这里的“读法”并不是指精读、泛读、批读、跳读、朗读、默读等一般性的阅读方法，而是指深入理解名著内核的解读方法，即如金圣叹等评点家对待明清小说那样，一边深挖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一边把掘藏的门路概括出来。这对教师要求很高。首先要有文学批评的眼光，凡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价值，文学批评就是要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这些特异性精准概括出来。其次要有文艺理论的高度，能看到一部作品的不同内容之间，同一题材、体裁下的不同作品之间，同一作家不同时期作品之间，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作家的同题材、同体裁作品之间的共性，从共性中提炼出阅读与写作的规律来。有文学批评的眼光，才能读懂“这本书”；有文艺理论的高度，才能读懂“这类书”。“教法”是针对学生而言的，指组织学生从事阅读活动的形式和技巧，如问题探究、情境设计、任务驱动、合作学习等。两相比较，“读法”重视对书的研究，以语言学、文学和文艺学等学科为支撑；“教法”源于对学习规律的认识，既要有教育理论，也离不开教学经验。对语文教师来说，理想状态当然是二者兼顾，出入于名著与学生之间，游刃有余，但在理想状态尚未达成以前，如果二者必取其一，窃以为还是“读法”。理由也很简单，整本书阅读和篇章教学、单元教学相比，主要变革发生在学习材料上，而不是发生在学生身上。换言之，传统教学中成熟的教学原理和有效的教学方法，既适用于课文，也同样适用于整本书，原不必在讨论后者时着意强调，而教师平素惯于解读单篇，面对名著时，因为解读难度普遍更高，“读法”遂成最大挑战。君不见一些语文教师自己不读书也不懂读书，却煞有介事地用“教法”作掩护，组织学生大搞“表演式”的读书活动吗？如此有名无实、浮皮潦草，倒不如把时间留给学生自读了。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在他主编的新作《名著导读12讲：初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指导手册》的序言中说：“‘全书解读’是导读手册的主要内容。教师只有在对整本书的主题意蕴、人物形象、结构逻辑、表现手法、语言特质等有了整体而深入的把握之后，才能指导学生阅读。”对此，笔者心有戚戚焉。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领域学者普遍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而他们能为语文教师提供的最有效的支持就是作品解读，即“读法”层面，这也恰恰是语文课程改革过程中始终需要加强却常常被忽视的。出于对编写理念的认同，笔者认真阅读这本指导手册，发现确有“指导”作用。一方面，所选《朝花夕拾》《西游记》《简·爱》等皆为初中整本书阅读重难点书目；受邀撰稿的华东师大、北大、上海交大等高校的学者，对作品成书、思想内涵、语言风格皆有专深研究。另一方面，指导手册是站在满足教学需要的立场所写的，关于作者与成书的知识概括精练，作品解读也多从文本分析入手，主观臆断的理解、空洞抽象的理论和无谓的考据、索隐为数甚少。语文教师虽不能直接用作“教案”，但如能作为备课资料与原著文本相互参详、按需取用，对搞清楚这12本书“教什么”“怎么教”大有裨益，在回应学生提出的困惑和问题时也将得心应手。

期待更多高校学者用这样的方式关心和介入整本书阅读教学，日积月累，为语文教师提供更多、更专业的“读法”指导。我们相信，有这些“读法”作支撑，没有尝试或不敢尝试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教师会产生放手一试的愿望，已经开始整本书阅读教学实践探索的教师会拥有把书教好的底气，整本书阅读终将在广大教师的“愿望”与“底气”的加持下，真正成为当代语文课程的重要构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4年07月03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