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张炜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写作者，也是一个认真的思考者。2011年，他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十卷本）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不仅写小说，还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诗歌与文艺评论。其实，散文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真性情、最能看出一个作家思想底色的文学体裁。散文集《阅读的烦恼》汇集了张炜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文学见解，对于我们如何阅读文学作品、如何看待文学现象提供了参考。
《阅读的烦恼》之书名，来源于书中的同题散文，其副题是“关于二十五部作品的札记”。这篇文章成稿于1997年，当时张炜已经是很有影响的作家了，但此时的他依然在博览群书。一般来说，阅读中有所获是心情愉悦的，文章名为《阅读的喜悦》或《阅读的收获》岂不是更好？但他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后，内心深处有隐隐的担忧和焦虑。有的作者急功近利，总想着成为一流的、有名望的作家，于是在作品的“包装”方面绞尽脑汁，指望在文坛和市场两端都讨好。张炜认为，中国有“言为心声”的传统，不能为了成名，“在作品中进行奇怪的拼接、联想、若有其事地胡说八道”。不真诚的作品，文辞越是优美，对人的毒害就越大，作为文学担起情怀的作家，张炜对这类作家和作品很是担忧，阅读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带来愉悦，还会带来无尽的烦恼，败坏文学的胃口。
作家是不是应该天天写作？张炜在书中认为，勤奋是一个作家的优良品质，但是仅有勤奋是不够的。我对此深以为然。我认识很多作家朋友，有的格外勤奋，天天写呀写，发表作品也是家常便饭，且每次发表新作都在微信朋友圈秀一秀。在社交媒体展示新作之发表并无不妥，我担心的是作为经验丰富的作家，日日写作、高频率发表并以此为乐，会影响作家对文字、对生活深度的追问和思索。写作与工厂流水线的生产是有差异的，比拼的是智识和积淀。作家不妨偶尔放慢写作的脚步，即便才情四溢、灵感迸发，也需要“停一下”，深思熟虑后再动笔写作，或许作品会出现不同的面相和格局。当今文坛，有的作家总是急急忙忙写得太快、出版得太多，但是又有多少作品，能真正经受时间的检验呢？每个作家都应该慎重提笔，文章千古事，若敷衍了文字，文学就会敷衍你。
对于文学评论之生态，张炜也不无担忧。他在书中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说有色盲的评论家，对色彩之间的差异都分不清，却对一幅画作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他写道，“这是令人同情的”“在别人眼里，这种尴尬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消除的”。众所周知，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马车的双轮，缺一不可。现实中，一些文学评论者碍于人情和面子，对所评之作经常笔下留情，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虚话和套话，或者是一些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还有评论者更甚，对文学水准平平的作品，写一些肉麻的溢美之词，把平庸之作捧到了天际。一些普通的读者，有时会被这样的言辞所鼓动，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评论者。
文学评论需要一个风清气正的氛围。作品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有一说一，这理应是常识，但是在文学评论中却不易实现。文学评论中的真知灼见，或者带一点儿刺的声音，都很稀有和宝贵。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创作者和评论者双向奔赴，文学作品需要真诚，文学评论也要说真话、敢于硬碰硬。否则，文学的生命力就会萎缩。
文学写作中，各类人物传记备受作家、读者和市场的注目。优秀的人物传记，不仅仅是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还对一个人的思想、追求和时代风貌，都进行多维的呈现。在本书中，张炜袒露了对优秀人物传记的偏爱。中外文学史上，有一些人物传记写作的高手，如西汉的司马迁、奥地利的茨威格等就是典型的代表。同时张炜也认为，一些大部头的传记，和传主的故事相比反而无聊和单薄多了，“而实际上，他们所记述的每个传主本人几乎都令人神往”。
人物传记的写作，并不是对人物进行事无巨细的描写，更非迎合读者编造哗众取宠的情节。张炜认为：“杰出的传记作家越来越少。更多的人都忙着自己的创作，其实一个真正杰出的人物才可以更好地写出另一个人物，而这种写作又绝不会损坏或剥夺他的至为可贵的东西：天才的创造力。”
简单地讲，人物传记的写作，除了调动一切文学的手法之外，我认为有三点要注意：一是需要大量的传主素材，尤其是对于著名人物传记的写作，更要寻找鲜为人知的素材。当然也不能陷入无止境的搜集之中，否则这样的传记写作可能沦为一堆素材的堆砌，淹没了人物真实鲜活的一面。二是无论对哪个领域的人物传记进行写作，都要写真实的人、立体的人，即便是为成就斐然的人物进行传记写作，也要兼顾日常生活，毕竟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都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高大上”的人物传记只会让读者觉得不可信。三是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人物传记写作中依然适用，人物传记不是简单地讲一些起承转合的故事，更要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叙述中体现人物的性情。作为读者而言，如果阅读一本人物传记之后，只是记住了几个小故事，从中不能获得触动人心的启迪，那这样的传记忽略也罢。
当前，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出现了很多“网言网语”。有的接地气，逐渐走进严肃文学的视野，有的则全然是搞怪和低俗，不能步入大雅之堂。作家如何面对包括网络语言在内的一切时髦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文坛一直争论不休。张炜认为，追求时髦和接受时髦的能力甚至会被视为一种天赋，进而又会被形容成天才、智者之类。实际上这一切与天才、智慧，与一个生命的创造力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作家能快速地接受时髦的事物是一种能力，但是这并不表明作家就应该追逐时髦，反而对时髦的事物要保持足够的清醒——时髦不会让文学脱胎换骨，也不可能让作品变得更加深刻。他在书中写道：“一个艺术家和思想者是不可能以贩卖和传递最时髦的术语和概念而得以生存的。相反，这往往是他变得中空、浮泛的开始。他慢慢变成了一个消息的传递者，一种场合的描述者，是从乙地到甲地的义务传播员。”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肤浅而新奇的所谓新知识，最新的艺术方式、表达方式，往往是极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一个功力深厚的作家如果热衷于此，那就是危险的写作信号。反过来讲，一部文学作品要是以非常朴素的方式，甚至是有些传统的方式写出来，那么作品真实感人的力量就会加倍增长。而一个作家在作品中煞费苦心设计一些新颖的文学形式，最后会收获甚少，甚至会伤害文学本身。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是因为作家们善于用恰当的语言文字讲述故事、表达感情、传递思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只有对语言的驾驭轻车熟路，作品才有出彩的可能。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被誉为“文学语言的王冠”，最为讲究语言的锤炼。张炜认为，小说家和散文家都要有一颗诗心，即便是不写诗，也要养成读诗的习惯。文学作品中的诗意，是难得的文学品质。有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如同白开水般看不到诗意，对于这样的作品，他失望地写道：“从中看不到一句诗。大白话，巧言趣话，有时连巧言趣话都算不上……多大的误解才造成了这样的写作和出版。”“诗是一步一步丧失的，而不是在一个早餐、在某一本书里失去的。”
当前，受到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影响，作家的创作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但是不管怎样求新求变，作品中如果找不到盎然的诗意，文学性就会大打折扣。当然，诗意的写作需要长期积累。说得更直接一些，作品是否具有诗意，乃衡量文学水准的一把重要标尺，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亦然。张炜是小说家，但在文学生涯中始终保持对诗歌的赤子之心，他出版过诗集《皈依之路》《夜宿湾园》、长诗《不践约书》《铁与绸》等。也许正是因为经常光顾诗歌的田园，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艺术美感。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灿若星河的作家作品。上千年来，中国人几乎都以文言写作，文言写作尤为讲究语言的精练，文学的形式、内容和思想完美地融为一体。在世界文学史上，文言文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白话文成为文学的主要语言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张炜在书中指出，在白话文写作的今天，作家们不能摒弃中国的文学传统，要从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古典文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诗歌，出版了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唐代五诗人》等。在《阅读的烦恼》一书中，张炜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苏东坡的敬佩之情。这几年，伴随着人们对古典文学热情的升温，“苏东坡热”突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如此，不单由于苏东坡傲人的才气、出众的诗文书画和一路的颠沛流离，更重要的是他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总是能乐观、豁达地面对人生。作为中国文人之典范，苏东坡写下的千古名句，胜过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千言万语。经得起历史检阅的作品，值得反复研读，从而厚植文学底蕴、底气。
此外，对于写出文言短篇小说杰作的蒲松龄，张炜也心怀敬意。这位一心想为官的清朝秀才，终生没有谋得一官半职，干脆转而埋头文学，在齐鲁大地搜集各种传说和传奇故事，最后一鼓作气写出传世之作《聊斋志异》。蒲松龄并未对搜集到的故事进行简单转述，而是添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使得扑朔迷离的故事传说具有了文学性，尽管书中亮相最多的是各类鬼怪狐仙，可蒲松龄意在写人，表现人性，直指真实的现实生活。这样一来，《聊斋志异》就和其他神怪传奇分清了界限。故事仅仅是故事，文学则不仅仅是故事，还有人性的刻画和揭示，这就是文学和故事之间的根本差异。中国古典文学是一座巨大的富矿，当代作家要善于开挖这座矿藏，这也考验文学的慧眼和能力。
回到《阅读的烦恼》，从广阔的视角看，阅读和写作就是孪生兄弟，作为作家而言，两者是无法分割的，你我交织，并且相互启迪。一个作家不广泛阅读是不可思议的，若阅读只是被作品牵着鼻子走，或者不求甚解，这种阅读就是假装阅读，非但无益，害处还不少。张炜所言的“阅读之烦恼”，显然是以思考者的姿态在阅读，这是一种宝贵的阅读方式，此乃阅读之佳境。作为作家，写作的节奏可以慢下来，但是阅读与思考一天都不能停步。只有知晓阅读中的各种玄机，写出的作品才会具有蓬勃的生命张力，抵达人类灵魂的深处。
（作者系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编审)
《中国教育报》2024年05月15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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